知青回忆“210工程”：在山里挖电缆得怪病，回上海查出原因

　　周恒文是位老知青，身体不好，不能久站，十个字的句子说完都喘气。

　　有人问过他，工作也不劳累，为什么身子骨这么虚？周恒文自己知道，这是当年插队时候落下的毛病，他不愿意说出来那段经历，总是用年纪大了搪塞过去。

　　他清楚，没有人想害他，只是一系列阴差阳错，让他一个七尺男儿，最后变成了病秧子。

　　周恒文是1969届的上海初中生，顺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去了江西，当时他所在的知青点，有大概几十个人，大家都干农活儿。

　　周恒文因为是个小伙子，被抽调去了“210工程”，当时知道“210工程”的人并不多，甚至村民们压根就不知道。

　　在山上挖电缆，为什么取名“210工程”？周恒文一直也没搞清楚，大概带有点保密的意义。70年代是多事之秋，国家启动了很多战备工程，“210工程”就是其中之一，这是一条从北京直通福州的微波电缆，埋设的地点要通过江西的部分山区，刚好穿过周恒文的知青点。

　　当时的微波技术只用于军事，属于保密技术，由部队派工兵勘查线路并铺设电缆，县武装部则组织一些比较可靠的男知青，为电缆挖沟。

　　经过简单的培训，大家明白了工程的基本情况，电缆沟要顺山势或河道挖，每个坑二米深，30厘米宽。

　　虽然挖沟给工分，也并不比农活儿困难多少，但当时已经是6月初，天气十分炎热，在山里无遮无盖的地方挖坑，太阳暴晒之下，即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受不了。

　　每天从早挖到晚，没有武装部长吹哨子，谁都不准停工。一天中午，周恒文的身体到达了一个临界点，他感到头昏目眩，在一米多深的电缆壕中左右摇晃。

　　他不想被人说偷懒，强打精神坚持，眼角余光瞥见身边的壕沟断面上露出的一段树根，好像是樟树，他刨开土块，猛嗅樟树根散发出的樟脑气息。

　　在樟脑味的刺激下，他的精神略微恢复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，时下身体最需要的是休息，而不是樟脑这样的兴奋剂，但周恒文不想请假，只能继续。

　　壕沟一寸一寸地往前，推进到了一条河的旁边。武装部长喊道：“河里也要挖出两米深的壕沟！”

　　“喊话多容易，挖坑谈何容易。怎么不自己下来试试。”有人发起了牢骚。

　　周恒文和其他人头顶烈日，浸泡在齐腰深的河水中，用洋镐不断挖掘，身体因为劳动而发热，又被冷水一激，周恒文的身体垮了。

　　一回到宿舍，他就开始腹泻，只能去找卫生员讨了点药，但无济于事，一晚上来来回回好几趟，抗菌的，止泻的，全都吃了，就是不顶用。

　　第二天，他强打精神去上工，但一整天不停上厕所，这时候周恒文才16岁，年轻要强，满脑子都是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想法，害怕别人说他“装病”“娇气”，所以从不张口要休息。

　　“小周，你脸色不对，要不请假休息吧。”一块干活儿的知青劝他。

　　“不碍事，我能撑住。”

　　收工后，周恒文到大队卫生所去开药，三四种抗菌药混着吃，仍毫无效果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的虚弱，连走路时小腿都在打颤，但他仍旧咬牙坚持，不想请假。

　　坚持四天后，周恒文实在扛不住了，收工后晚饭没吃，脸也没洗，躺在床上和衣而睡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吐又泻，发起了高烧，不停说胡话。

　　同宿舍的人发现情况不对，吓得赶紧去报告队干部。

　　“小周出事了？怎么回事？”

　　生产队干部都来了，围在周恒文床前，见他不省人事，谁都没办法，只能让大队卫生所的刘医生说个对策。

　　刘医生是南昌医学院刚毕业的学生，书本上的知识学得挺多，但行医经验不足，最近几天周恒文一直来讨药，他就预感事情不对，没想到现在直接昏迷了。

　　大家都看着他，想让他拿出个办法，但他哪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把带在身上的医学书翻遍了，也找不出相似的情况。

　　刘医生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有点悬了。”

　　情急之下，门外有人喊了一句：“我们找来了‘土郎中’老饶，让他给看看吧！”

　　老饶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，经常用祖传的土方子给老乡们看病，算得上是个民间名医。

　　他走进宿舍，手里抓住一把草，对知青们说：“这叫‘辣蓼’，你们揉碎了拌着井水给病人吃。”

　　“这行吗？”知青们将信将疑。

　　大队书记把周恒文推醒，焦急地问：“你感觉好点没？让老饶给你看看。”

　　他回头望了老饶一眼，继续说：“他虽然出身地主，但有我们生产队的干部在，他不敢胡来。”那年头讲政治，老饶解放前有几十亩田，雇了几个长工，因此身份比较特殊，干部们政治觉悟比较高，不能不考虑这个影响。

　　周恒文烧得迷迷糊糊，勉强想起来自己生病了，看着周围的一大群人，突然一个激灵，变得清醒起来：大家都来了，说明自己病得不轻，不能简单应付了。

　　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不是不相信老饶，但他是个‘土郎中’，对付急病恐怕不太擅长，我还是去县里的医院吧……”

　　刚说完，周恒文就失去了意识。

　　队里的干部们一商量，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把周恒文送去县城医院。

　　当天夜里，村里就有个四岁的孩子因为高烧而夭折，当年医疗条件差，每年都有孩子因为各种小问题而夭折，周恒文毕竟是成年人，扛过了那个要命的夜晚。

　　生产队离县城有四十多里路，大部分是曲折蜿蜒的山路，当时生产队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。第二天清早，民兵队长把周恒文从山坡上的知青宿舍背下来，一路背到大队部门口的拖拉机上。

　　村民们给他准备了三床被子，但他仍然不停打寒颤，连续的腹泻和一夜高烧已使他极度虚弱，连“谢谢大家”四个字都说不出口。

　　在路边送行的一个村民叹气道：“他这一去，大概回不来了。即便康复，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　　周恒文却在心里想：“我会好的，我还会回来的。”

　　拖拉机开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县城医院，周恒文运气好，当天仅剩四瓶葡萄糖盐水，全部给他了，与此同时，有知青给周恒文家里写信，报告他的情况，哥哥一周后赶到江西，把恢复了一些精力的周恒文接回了上海。

　　在上海，辗转好几家医院，大夫们也不清楚周恒文到底怎么了，过了两个月，终于在华山医院查出病因——他的肠子里起了个瘤子。

　　经过手术，周恒文暂时恢复了健康，家人劝他休息一段时间，病好了后看看能不能留在上海，但周恒文倔强地拒绝了，他想起了那个老乡的话，毅然决然地要求返回江西。

　　年轻的周恒文头脑中，只有一句话——“扎根农村改天换地”，然而，因为离开上海过于仓促，他并没有完全康复，整个下腹部经常隐隐作痛，从此留下了病根。

　　几十年过去了，周恒文已成了耄耋老人，年轻时留下的身体创伤，折磨了他半辈子，但他并不后悔，不管别人如何评价知青年代，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愧对任何人。

　　他和无数知青，把汗水、热情乃至生命洒在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　　回望人生，他和很多人失去了在学校里读书的机会，但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另一种磨炼，意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强，在共和国的历史中，永远有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。